1952年秋我从河南农业试验场调入北京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改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我原住院内西南角的200间房是一大一小两间房，没有厨房、厕所，我住的是一小间，后搬至26间房一大间，与李富春女儿李特特是邻居，她丈夫是苏联人，两个男孩长得很像外国人，还有一个留苏生叫瞿独伊，是瞿秋白的女儿。院子中部有个白楼，二层，是给级别高一些的人住，但也是以前的旧房子。在院子的东南角还有一片用过去旧羊舍改建的小平房，有许多人住，看着好像贫民窟。

　　26间房的南边是一片菜地由贺占峰管理，我母亲有时也去干活。

　　实验研究的主楼是日本占领时期农业研究单位用的，二楼东头是植保所使用，我映像较深的是试验台一端有插管子的开关（院子东边有个大的瓦斯罐，是通向实验室的）实验室附近有一间暗室，我晚上经常去那里洗照片。大楼门前是一个大水池，供人游泳，我因常年下乡没有时间去。

　　当时我在植保所果虫组一直研究果树虫害；53年—59年先后在河北省定县、魏县、昌黎、河南郑州等地蹲点研究果树食心虫类（梨小食心虫、苹果小食心虫、梨大食心虫等）的发生和防治工作。在我女儿几个月时我就下乡了，孩子交给母亲喂养，秋后我回来时，女儿都不认识我了，不叫我进家。1957年我怀第二个孩子时，先在魏县蹲点，天天吃派饭几个月后，要回定县主要基点，从魏县到邯郸有百十里路程，要坐长途车，那时都是大卡车，车站布告明示：怀孕5个月以上禁止乘坐，我那时已经大大超过了，但不坐又怎么回去，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去，站在最前边，扶着栏杆踮着脚，不让蹾脚。在定县基点又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离预产期还有20天的时候，医务所所长刘志贤说我缺乏营养，叫人事把我调回北京，那时的思想一点也没有觉得苦，因为当时受的教育，认为革命工作是第一的，个人私事是次要的，应该服从工作。

　　反右的时候，植保所批判农药室的陆钦范，他当时提倡家庭二孩制，不要多生，批判他是马尔萨斯人口论，他不服气，叫他回答，他用胶布贴住嘴，不吭声。如果当时按他的想法做，我国人口不会这么多。

　　回想当时我们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时，条件非常艰苦，单位的通勤车辆只有一辆无蓬大卡车，周六下班把家在市内的同志们送进城，从西四、西单到东单、东四北新桥等。周一早上自行坐公交上班，当时，西直门附近公交少，有时搭不上公交，只好坐一个私人小面包车。

　　1960年遵照国家对中央机关干部下放劳动一年的规定，参加了农业部下放队我是植保所6名下放干部的负责人，到四川省宜宾县观音公社张家湾下放一年。期间，植保所搬到马连洼（我不在家，单位帮着搬到）与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在同一楼的二楼上。1961年秋调来郑州果树研究所继续从事植保工作。

　　做饭家家每天都用木柴点燃煤球，满院子冒烟，集体宿舍用大铁炉子烧热取暖。

　　郑州果树研究所是1960年组建的，开始去的同志都住在农民家里，后来才盖了几间平方。

　　果树植保科研工作要到果区去，我们就去黄泛区农场蹲点、研究，由邱同铎主持研究“红蜘蛛”，我主持研究“梨小食心虫”，李知行主持研究葡萄“炭疽病”，还有杜宝善、程素琴、陈绪唐等人及工人和实习生多人。62-64年均取得满意成果，并在果区大面积推广。

　　1964年冬，领导派崔致学、我、高德良、余旦华四人去宁陵县酥梨主要产区，石桥乡刘花桥去调查濒临绝产的梨树问题，因无产量，群众生活十分艰苦，家徒四壁，甚至外出讨饭，调查发现病虫害严重，有星毛虫梨瘤蛾、黑星病等，授粉树少，管理粗放，后来也有兴城所的仝月澳、朱家满、杨万懿等参加工作，每天都在农民家里吃派饭。我们带领群众打药、修剪、人工授粉等，当年产了8万斤梨，以后产量逐年上升，到67年达历史最高水平。

　　九十年代生产上又出现了新问题，梨木虱、腐烂病、黑星病等发生严重，93年我离开科研岗位后，又去指导他们防治。94-95年我和崔致学为宁陵争取了黄淮海酥梨基地开发项目和资金，发展全县梨树生产，走遍了梨村和国营农场。以后每年都争取到科普项目，并带领年轻同志参加。在我们指导下，刘花桥富裕了，人均超万元，盖了楼房，家用电器齐全，沼气做饭，大小汽车等。为感谢我所数十年的指导，2008年农民自发为我们立了三块功德碑，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在我的建议下，于2010年梨花节时挂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示范基地”的牌子，敲锣打鼓十分热闹，还有省市领导讲话，这是在黄河故道所有农村基点中，唯一坚持了六十年的基地。为我所果树科研工作立下了丰碑。除宁陵外还和年轻同志一起参加的科普工作，多年来我去过15个县、市、区数百个果园，内容包括各种果树病虫害防治、栽培管理及无公害蔬菜等。通过在县、乡、村、果园现场指导、讲课录音及在省广播电台农村广播讲课答疑9次，听课人数无法统计。由于科普推广工作成绩显著。2012年获“河南省科学技术普及成果二等奖”是全所唯一得此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