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文艺青年”，30年前的我对科学技术知之甚少，更遑论农业科技。让我与中国科技“结缘”的是中国科学院的老院长周光召，而让我关注到农业科技和中国农科院的则是农学家卢良恕先生。

　　受“文革”的影响，80年代初的中国仍是百废待兴，这在科研领域表现尤为明显。有几位熟识的老院士就和我讲过，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他们从各自“下放”的地方陆续回到了原来的科研单位，但这些已过“不惑”之年的科研人员，面对的是简陋的科研环境、极其匮乏的科研经费，更主要的是“人才断层”。

　　随着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广大知识分子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中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背景下，肩负着中国科技界“国家队”重任的中国科学院，在大规模恢复科研机构的基础上，率先探索科研机构的改革之路，成为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探路者”。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正式拉开了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在此框架下，中科院对“办院方针”再次做了调整，提出“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改革发展构想，震动科技界。

　　彼时，新中国建立以后创办的第一本新闻周刊《瞭望》杂志，以其《中南海纪事》《第一线报告》《国情与战略》等栏目深受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喜爱。中国科技界的“重大变化”也自然地成了这本新闻周刊关注的焦点。

　　这期间，《瞭望》杂志发表了近百篇关于科技发展的报道，有对我国科技人员“家底”的调查，有中央主要领导对我国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发展的若干论述，还有介绍我国科技人员爱国精神、科学精神的大量报道，更有一批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内容的文章。

　　对于新加入到《瞭望》队伍的我们而言，则是少了大学里的浪漫，多了一份沉甸甸地社会责任。“大量阅读”也成为年轻记者工作的重要部分。当时《瞭望》刊发的一篇题为《我国科技队伍的现状》（详见1981年第8期）一文读罢令人唏嘘。虽然这篇文章描述的是我参加工作前几年的科技队伍现状，但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科技人员的状况是否有所改变？他们的生活、工作环境都有哪些变化？一系列的问题“催促”我一探究竟。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得偿所愿。

　　那也是个春花盛开的四月，编辑部一位“跑口”科学院的老记者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参加当天下午中科院组织的形势报告会。部领导便安排我“去听听”“了解一下情况”“受受教育”。巧的是，当天下午“形势报告会”的主讲人，正是刚刚出任中科院院长不久的周光召院士。还记得光召院长的报告主要是结合中科院当时的实际情况、解读中央科技体制改革为什么要“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中科院“一院两种运行机制”办院方针构想背后的一系列思考。

　　更难得的是，报告会后老院长和几家媒体记者的见面。因为我是“生面孔”，更因为我的“《瞭望》记者”的身份，初次见面，光召院长便和我多说了许多，对我想进一步了解科研人员状况的想法给予支持，并当即让秘书安排。这令在场的同行们艳羡不已。此后，光召院长又多次应邀为《瞭望》撰写署名文章，多次接受本刊的专访。渐渐的，我成了光召院长“年轻的老朋友”。正是因为中科院有这样一批我熟识的“老朋友”，才促使我在科技报道领域坚守了多年。

　　实际上，科技报道的领域十分宽泛，但20多年前媒体对科技报道并不重视。即便是名声在外的《瞭望》周刊，也是更多的聚焦在时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新闻报道上，科技报道则是侧重在宏观政策方面。因此，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前身）中国科协、各部委的科技主管部门都是我们的重要“信源地”。

　　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旁听了中国科协内部的“高级别”会议。会议间歇，我上前去和身为科协副主席的周光召院长打招呼，恰巧同为科协副主席的农业部何康部长也过来和光召院长寒暄，我便想闪开，却被光召院长叫住，并把我介绍给何康部长。何部长笑着打趣说：“原来是无冕之王啊！……你关注中国科学院，也希望你关注中国农科院，多报道我们农业科技战线的成果。”并当即邀请我参加几天后在上海召开的新时期农业科技工作研讨会。

　　在上海会上，我有幸认识了中国农科院卢良恕院长，并受邀参加了中国农科院建院3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此后，又几次随同何康部长、卢院长到农村考察，采编发表了多篇涉及农村土地休耕、水利设施建设、立体农业种植等“三农”方面的稿件，对农业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时光荏苒，弹指之间，又一个30年过去，作为农业科研领域的“国家队”，中国农科院早已今非昔比。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农业知识创新工程的推进，中国农科院再现创新活力，焕发出勃勃生机。

　　围绕农业科学研究要“顶天立地”的发展战略，中国农科院坚持以“服务产业重大科技需求、跃居世界农业科技高端”为使命，以实现“世界一流农业科研院所”为目标，积极构建“学科集群—学科领域—研究方向”三级学科体系，旨在从根本上解决各研究所科研方向分散重复的问题，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高全院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

　　经过3年多的创新实践，中国农科院的科技创新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科技成果产出持续增加。自2013年创新工程试点以来，全院已获得国家奖19项，其中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技术发明奖5项，科技进步二等奖13项；共发表科技论文14000余篇，在SCI、E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5463篇，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期间，审定品种294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78项，新农药、兽药证书45个，发明专利1540项。培育出“高山美利奴细毛羊”等畜禽新品种，打破了国外畜禽品种垄断格局；油菜含油量创造64.8%的世界纪录；多源多尺度农作物遥感监测技术体系的创建等关键技术，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了解，2013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发明专利授权1600多件，植物新品种权105件，有20项发明专利获奖，占全部的65%。全院科技成果转化收入持续增长，年增幅10%以上，去年达到29%。

　　中国农科院还组织开展了水稻、玉米、大豆、油菜、马铃薯等作物、奶牛和羊2种动物的绿色增产增效技术集成模式研究与示范计划，集成先进适用的生产技术，构建适合不同区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综合生产模式，形成了“增产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生产生态协调”的新型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建立了由国家、省、市三级创新主体联合形成的全国协同攻关的技术集成创新研究与示范网络，全院多个院所、创新团队、众多科技人员参加。通过协同攻关，几种作物皆增产增效，同时降低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为我国粮食增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也被纳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作为一名科技记者，我亲身感受着中国农科院的变化，见证和记录着奇迹的发生。我常暗自庆幸自己这一见证者的角色，但更是发自内心地敬佩农业科技人员的奉献精神，敬佩他们“板凳甘坐十年冷”、“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执着、忘我和豪迈。

　　还记得5年前在“两院”院士大会期间卢良恕先生对我说的一席话：“现在，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命运，容不得半点含糊。搞科研就要脚踏实地，尤其是我们搞农业的，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先生已逝，但老人的一席话或许也代表了农业科技人员的心声。

　　期待中国的农业科技人员能收获更多的科研成果，为13多亿国人的食品安全保驾护航，更希望中国农科院这支农业科研的“国家队”真正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定海神针”，成为中国这艘巨轮前进路上的“压舱石”，助力中国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